1970年戈达尔及其所在的维尔托夫小组接受巴解组织的8000元委托,赴约旦和巴勒斯坦拍摄题为《直到胜利》的宣传片。几个月后爆发黑九月事件,项目显然只能搁置。几年后戈达尔遇上安娜-玛丽,又重新把那些素材拿出来,当成电影纪录虚假问题的批判例证,掉转矛头批判起原来的维尔托夫小组。 “此处是指看着电视的法国家庭,彼处是指巴勒斯坦革命的画面”,无非就是对比蒙太奇的运用,并无创新之处,只是把一直表现手法重复滥用。把梅厄夫人和希特勒不断划等号,而对于1972年奥运会的“慕尼黑惨案”却硬洗成归因到以色列对穆斯林的屠杀,这岂不成了支持用恐怖主义实施报复?戈达尔永远站在道德高地上批判所有人,自己却躲在法国和新娶的妻子玩弄视频把戏,十足的键政魔怔人。
84/100 强调电视媒介、录影技术、影像的生产及它与“我”的主体性的关系,辩证、分解、理智地看待影像、看待电影(声音与画面)蒙太奇作为政治武器的依据。“声音太大了”,大到能够蒙蔽,让人无法“看见”影像本身。此处与彼处,归根到底两者之间的存在与沟通才更为重要。
用意深远,将第三世界的革命图像(彼处)与第一世界的消费图像(此处)并置,实际效果却接近于「斯万家那边」与「盖尔芒特家那边」,而社会运作于各种二元之间的虚假对立之上(由此延伸出1和无数个0的论点很有趣,此处的穷人是彼处的富翁)拍电影即搭拱桥,政治性拉满。以state/国家的形态来解蒙太奇的链状「规划」实质,爱森斯坦的序列就在此处与彼处的差异间破裂,通过声响和从维尔托夫解放的蒙太奇实现自由间接话语;如此一个个体在与另一个图像的关系中找到自己的图像,是结构性的,控制论的,也是知觉重构的过程(读书改变过去也是同理,因为细节和当时不可能知道的外延都在现时的尖点上重构)如何重构,通过自我认同、另一个和“我”相似者的凝视,还有尚不在场的第三者(镜头的凝视),每张图像都是三方协议的达成。
returns to the assemblage form of the Dziga-Vertov Group work, while Godard and Mieville in voice-over reflect on the Palestinian liberation movement and discuss visual and auditory representation.
此处与彼处,无声与有声,时间与空间。